与此同时，党和政府努力改善劳动力流动环境，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。从2003年至今， 每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几乎都会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。就输出地而言，强调保障农民32~地 承包权益。规定不得以农民进城务工为由收回其承包地，农民外出务工期间，所承包土地无力 耕种的，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、出租、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。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，要坚持依法、自愿、有偿的原则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，也不得截留、扣缴 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。”就输入城镇而言，下大力气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，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。2006年3月27日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见》进一步明确：“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 性障碍，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。强化服务，完善管理。转变政府职能，加 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，发挥企业、社区和中介组织作用，为农民工生活与 劳动创造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。”同时，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，相继开展了 “阳光工程”、“雨露计划”等措施进行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，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和技 能。逐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居住、子女人学等问题上的配套措施，逐步解决农民工工伤、 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，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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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3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发展演化过程，会引发我们的反思，认识到一些具有现实 借鉴意义的启迪： 第一，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意义。农村劳动力转移，对增加农民收 入，繁荣农村经济，解决“三农”问题，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，具有重大意义；而且，从开发中国人力资源存量、提升中国人力资 源质量水平的层面分析，更是意义重大；最为重要的是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，有利于 城乡协调发展，可以为“消灭城乡对立”创造条件。我们应当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看待 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，切实地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，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分离出来，融人到非农 产业中，融人到城市中，解决他们的就业、居住、子女就学、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，让他们成 为真正意义的“新市民”，不再返回到农村去。在现代技术条件下，农村中只要少量劳动者就 足以充分利用和开发农业资源。
接收南京、上海初期，人民政权在处理旧政权公务人员时或多或少存在急躁态度，军管会 及时总结经验，使安置工作有了很大改进。后来，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对旧政权公务人 员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，从根本上克服了工作中存在的仅着眼于经济的思想，并更多地注意 到政治和社会影响。在接管武汉、重庆、广州等城市旧政权公务人员时，普遍采取了更加稳妥 细致的方法，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。 国民党旧政权中，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，有的还留学欧美，还有一些优秀的经济管理人 才，这正是新中国所需要的。在接管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(以下简称资委会)时，陈毅不仅 肯定了资委会在保护资财上所做的巨大贡献，还非常关心原资委会主任孙越崎，表示“‘孙是 为事业而做官的，党可以谅解，请他回到祖国来。’ 同时还说： ‘翁文灏是书生，不懂政治， 即使他在国内，我们也不会为难他”。在各方努力下，孙、翁二人先后排除万难回到祖 国，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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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三种方式：一是在当地从事林、牧、副、渔等多样化的非 农经营；二是就近到乡镇企业工作；三是转移到附近的小城镇参与第二、第三产业的经营活 动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多以就地转移为主，带有兼业性的特点。乡镇企业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 的主要途径。1984～1988年期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增加5566万人，年均转移农业剩余劳 动力1113万人，出现了农业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第一次高潮。 农民进入城镇从事第二、第三产业经营活动，需要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能力，这对于广大农 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，因为普通的农民除了潜藏在自己身体中的“劳动力”外，没有资 金，也缺乏经营能力，而且其“劳动力”构成也主要是“力气型”的，素质和技能都不高。 因此，虽然农民在乡镇企业务工，其户籍身份仍然是“农民”，并不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待 遇，与国企职工的“身份”、“地位”、“待遇”更有天壤之别。但是，这大大扩展了农村劳动 力就业思路，使他们意识到务农之外、从事“多种经营”之外，还可以“务工”。何况承包的 土地由自己的家人耕种，并不会减少收获，务工收入不管多少都是“份额”之外的收入，因 此农民把进城务工视为一种较好的选择。